我所知道的汤恩伯(2)发展成为“中原王”的过程

汤恩伯在蒋介石极力实行法西斯血腥统治之时交易异常，确实有一套适应其需要的方式和办法。

短短的六年间，他由北洋军阀中投奔过来的一个中级军官，连升五级当上嫡系基本部队的十三军军长。蒋介石身边的顾祝同、刘峙、朱绍良等人叹其一步登天，黄埔嫡系中的胡宗南、贺衷寒等人为之侧目，深为嫉视。

这时的汤恩伯十分含蓄，对蒋介石、何应钦恭之敬之，对黄埔嫡系甘居后进，不但不被排挤，反而扶摇直上，不断擢升。

在第二师师长任内，汤恩伯因作战不力受过撤职处分，其赋闲不到半年即调任八十九师师长，旋即改调第四师师长，同时兼任第十纵队指挥官，不但未因作战不力遭到处分，反而又上爬一步。

因此，汤恩伯后来发展到拥有五个集团军的统驭大权，并不忘十三军这个一步登天的起点，仍将该军掌握在自己手里。

十三军军长一职，论年资、“功绩”和各种条件都应由马励武继任，然而，他感到给马励武不如给石觉更为可靠。

（石觉是汤的干儿子，在汤的左右及家属中说得上话）

1935年夏，汤恩伯率第十三军（此时只有第四及第八十九两师）由湘鄂边境北调到潼关，后又开往陕西省绥德县，在该县附近修筑公路，休整待命。

1936年冬，其奉命调绥远省，集结于集宁。这次北上，时而潼关，时而晋西，时而陕北，迄至最后才集结于集宁的原因，是为了打内战，对付陕北红军。

“双十二”事件之后，蒋介石被迫抗日，在反动政策暂时有所改变的情形下，才有汤恩伯十三军参加南口战役的一幕。

当时，汤部的十三军归傅作义指挥，在南口的东西大岭一带布防。日军约有两个师团（内有酒井旅团较为精锐），从北京西山向我进攻。

战斗开始时，马励武所率第十旅第二十团之杨超营在东大岭山谷里尚未展开，即遭到日军机枪火力的封锁，以致伤亡殆尽，予敌可乘之机。

后来，汤恩伯所部依山而守，鏖战一周，日军优势兵力被阻于险峻的地形，相距最近火线不到五六百公尺，由于士气旺盛，给日军以较大的杀伤。

不久，汤军阵地多次被毁于敌军炮火，幸有第二十一师李仙洲部的支援，始转危为安，日军始终未敢擅进。

其间，汤恩伯指挥部遭受敌机轰炸，他乘汽车逃走，指挥无定所，与阵地失去联系。

这一战役，敌强我弱，算是拼了半月之久，才奉命转移阵地。南口的浴血抗战，是十三军全体士兵英勇牺牲换得的光荣。

正当南口守军浴血抗战之时，以范长江为首的慰劳团前来慰问。通过他们的宣传，激起全民抗战高潮。

汤恩伯以“民族英雄”自居，从此骄横起来，捏造八十九师罗芳硅全团殉国的战报，为他自己博得虚名。

据马励武了解，罗团损失很大是肯定的，但团长罗芳硅只是受了伤，并未死去，也不是什么“全团殉国”。

1938年4月，汤恩伯率部参加台儿庄会战，不久即被擢升为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此后又在江西、湖北等地对日有过几次小规模的战斗。

在湖北随县、枣阳一带的“随枣战役”中，汤部为主力部队之一。日军约两个师团孤军深入，由随县向枣阳方向入侵。

我军侦悉日军企图后，便集结大军于公路两侧布防，构成袋形阵地，诱敌深入，以期一鼓而歼之。

敌军窥破计划，乘大雪时机匆忙撤退。由此也可看出汤恩伯的指挥无能，部队机动力差，致失良好战机。

但他当时并不认为自己指挥无能而引为教训，反而在蒋介石面前，凭着一块“中央”嫡系的牌子，指桑骂槐，说甲部队不行，乙部队不力。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蒋介石迁都重庆。到了1939年，蒋介石仍旧挂着“抗日”的招牌，实际上是在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

汤恩伯在中原地区的坐大，不断发展，自封“中原王”，兹分成以下几点来说明其内幕。

（1）在蒋介石羽翼下成长

如果说汤恩伯模仿胡宗南自封“西北王”而自封为“中原王”的话，不如说是在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下造成的。

胡宗南由第一师师长，八年之内即爬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汤恩伯用了前后不到九年的时间里，由一个少将高级参谋而爬到豫鲁苏皖四省边区总司令、战区副司令长官，两者情况，如出一辙。

汤恩伯每每在对其全体喽啰训话之时，总大言不惭地说是“老头子”（蒋介石）赋予他的权力。

（2）增加实力

汤恩伯拥有的实力，发展到最高峰时号称为“大军”四十万之众。

他从第十三军起家，扩充为敌三十一集团军，在任豫鲁苏皖四省边区总司令时，拥有第十九、二十八、四十五、十五等五个集团军。

第十三军、八十五军、二十九军是构成第三十一集团军的骨干。

在这之外，他还扩大掌握了第十二军（贺粹之为军长）、暂编第十五军（刘昌义为军长）、暂编第九军（顾锡九为军长）、第九十二军（李仙洲为军长）、第九十七军（王毓文为军长）及骑二军（系何柱国十五集团军所部）。

除了以上这些正规部队之外，汤恩伯又以陈又新为总指挥，统辖汛东泛北的挺进部队约有八十个纵队（每个纵队多者三千人，少者三四百人）。其他还有独立旅、补充团等名目繁多的部队，分屯于河南中部及豫皖边境。

特别要指出的是，汤恩伯所掌握的五个集团军，其经理、人事、指挥大权，并不如一般临时划拨为其指挥归入其建制的那样，而是所部高级军官都由他自己一手保举。

他以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向蒋介石保荐总司令，原东北军出身，骑二军军长何柱国升充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

至于军长以下的人事权，蒋介石给予“先斩后奏”之权。

（3）扩充部队

汤恩伯扩充部队表面上说是蓄集兵力，准备对日大反攻，在这个幌子下，伸手向河南及四省边区人民抓兵、征粮、要饷。在汛东泛北成立挺进军总指挥部，收买四省边区的游杂部队编成纵队达80个左右。

当时，在日占区和蒋管区的流氓、地痞、地主武装，以及形形色色的、不伦不类的队伍，无不应有尽有地收罗在内。汤恩伯手下的沈克、张较等人，曾天真地劝说过他。

事后，他的亲信张雪中说：

“沈公侠、张翼三实在有些不像军人，有些迂腐的书生气，他们竟一再要我裁撤游杂部队。真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只见其小而不见其大。

照他们的意见来办，我需要的兵源从何处来。有朝一日要向新四军大举进攻之时不用这些地头蛇，又怎能深入到腹地。”

汤恩伯的这番话，不但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他扩军的野心所在，同时也将他的主子不可告人的阴谋诡计一针见血地暴露出来。

其自恃有蒋介石的宠信，又有为他所贿赂过的权贵如林蔚、俞飞鹏、钱卓伦等人为之撑腰，便感到放手而行，已经没有什么顾虑。

他的亲信、曾任副参谋长及南京卫戍总部副总司令等职的万建藩传出消息，其平生最好《三国演义》，既喜听有关曹操的故事，也爱看演唱有关曹操的京剧，认为曹操是适合于他的个性而极为推崇的英雄人物。

汤恩伯之所以极力推崇曾国藩、胡林翼，这只是由于曾、胡符合他的嗜杀本性；同时，也是由于他看到其主子蒋介石三句话不离曾文正公如何如何的一套，也就不得不将曾、胡之流捧在头上。

汤恩伯还决定以河南叶县为其巢穴，认为这里是汉光武发祥之地，曹操之兴起即在中原，这就是他自封为“中原王”的缘由。

万建藩每逢谈到汤恩伯的这些想法，便眉飞色舞，以幕中人自居而得意非常。

1944年春，军统局副局长戴笠曾到汤恩伯前进根据地的界首和后方巢穴的叶县，盘桓了半个月。

在返回洛阳时，戴笠说:

在界首时，曾由汤陪同去到曹操的出生地亳州，实地访问了当地一些姓曹的或姓夏侯的居民，结果一无所得。

他又说，汤恩伯打算为曹操在亳州或许昌建立一座永久性的纪念塔，以表达其崇拜之心。

最后，戴笠说：

“胡宗南在关中要学左宗棠做‘西北王’。没有料到汤恩伯做了‘中原王’还不满足，竟想学起曹操。我劝他英雄本色是应该有大志的，但功高压主绝无善终之理。”

戴笠的这段话，说得听者毛骨悚然。当时文强、黄天迈、叶翔之等人在座，大家事后议论纷纷，深以汤恩伯之骄横狂妄为不当。

当时，河南人中相传过这样一句话：

“处于三强二大之间，比童养媳还要难以讨好公婆。”

所谓“三强”，是指蒋鼎文（以洛阳为中心的一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以老河口为中心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将豫南划入其势力范围）和汤恩伯。

所谓“两大”，是指河南省政府的民政厅长方策和教育厅厅长鲁荡平。

这两人都是来头大的蒋记国民党的中央委员，省主席也是不敢对之如何。

而在“三强两大”之间，真正难伺候的是汤恩伯。当时的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常说:

只要是汤恩伯电话打来，他就发抖。

至于寄食于第一战区的流亡省政府主席、委员、厅长之流，更是不在汤的眼中，出自于学忠系统的牟中甭做了山东省主席驻在界首，就是时常受气的一个。

就是自认为来头大的江苏军阀王愈功、韩德勤（王、韩两人曾先后充任江苏省主席）、李明扬等人，也得看汤恩伯的眼色行事。

抗日战争期间，王愈功、韩德勤曾经先后去拜访过汤恩伯，其不但不待之以前辈之礼，反而傲慢视其为部属，自称要到洛阳开会，派其副总司令沈克去敷衍一番。

王、韩两人怒气冲天地回到顾祝同那里，大骂汤恩伯“忘本”。（王、韩均属顾祝同派。顾祝同属何应钦派。汤恩伯曾受何、顾的支持而爬上了高位，因而王、韩骂汤“忘本”）

蒋鼎文是蒋介石的打手之一，在血腥镇压人民的年月里，有过“汗马功劳”，同时又是何应钦手下“四大金刚”之一。

（据说“四大金刚”是顾祝同、刘峙、钱大钧、蒋鼎文）

1941年冬，蒋鼎文继卫立煌之后，来到洛阳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成为汤恩伯的顶头上司。

下车伊始，蒋鼎文便以老资格的派头对汤恩伯以命令行事，结果碰了许多钉子。

继之，则以蒋介石、何应钦的大帽子向其施压，汤恩伯阳奉阴违，不但不就范，反而弄成僵局，令不出户，大讨没趣。

蒋鼎文于是与其亲信智囊团李筱侯、刘韶仿、郗恩绥、周心万（李是其秘书长，刘是冀察战区参谋长，郗是副参谋长，周是机要高秘）等人几度密商之后，决定采取孤立汤恩伯的手段。

在洛阳，蒋鼎文首先抓住一批北方和四川杂牌军的首脑如庞炳勋、刘茂恩、孙桐首、高树勋、李家钰等人，然后大量委派冀察地区的游击纵队及民军等游杂部队，番号最多时60多个，同汤恩伯的80来个相差不远。

还曾拉拢著名反共头目张荫梧做了冀察战区党政分会副主任（蒋鼎文自兼冀察战区总司令兼党政分会主任），并在洛阳西工由张荫梧主持，一个拥有千余人的党政训练团（调训沦陷区国民党县党部及县政府科长以上的人员）。

同时，蒋鼎文大批训练军事人员，保举谢辅三、刘韶仿、胡伯翰等为军长，活跃一时。

汤恩伯看明了蒋鼎文对他的孤立手段，便在叶县成立了一个与洛阳对立的局面，与洛阳唱起对台戏。

汤在叶县大办招待所，“招贤纳士”，华北以及四省边区的军阀、政客、党棍、学阀、团阀等，络绎于途有如山阴道士。

汤恩伯的招待好，大吃大喝，还有戏看，又有礼物相赠，最起码的礼物也有中山牌香烟一打，外间传说汤恩伯的“副长官部”为“富长官部”。

可是，汤恩伯并不以此为足，又在洛阳设立办事处，派其最善于交际的韦鲁斋做办事处处长，又加派副参谋长万建藩以与长官部联络为名，终日在高级喽啰中鬼混，请客送礼，几无虚日。

尤其是自1943年夏，其保举嫡系大头目张雪中做了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之后，汤恩伯的声势更为之一壮，蒋鼎文门下的军阀、官僚、政客渐渐地拉到叶县。

蒋、汤的对台戏，一直唱到1944年4月的中原之战，日军一举而侵占了叶县、洛阳时为止。

蒋、汤对台戏正在唱得热闹之时，为蒋鼎文捧台的人开始减少，配属蒋鼎文工作的军统特务头目张严佛原意有所为力，但是他在了解到内中原因之后，很快泄气。

原来，蒋鼎文曾经数次保荐谢辅三、刘韶仿做军长，都不曾被蒋介石批准，而汤恩伯有保必准。

还有，补给方面也是这样。蒋鼎文于1942年撤换八面玲珑的兵站总督呆海澜，改派他的亲信萧湘接充（萧湘原是随蒋鼎文作司书出身的），借以挟制汤恩伯，使之非央求于他不可。

不料，汤恩伯直接沟通俞飞鹏，将所部补给直接运达，根本不经洛阳转发。

在这种狗咬狗的情况下，造成了日军进窥的良好机会，日本华北驻屯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北平即曾大为叫好。

到了1944年初，蒋、汤对台戏完全由汤占了上风，4月，日军即以不到十天的时间，将蒋、汤所掌握的四五十万大军打得落花流水，连蒋鼎文最后立足的卢氏县连根拔掉。

蒋、汤两人狼狈而逃，丑态百出。日军进占卢氏之日，日本飞机撒下大批的漫画传单。一张漫画画着蒋鼎文一手牵着小老婆，一手抱着钞票逃命；另一张画着汤恩伯横眉怒目，摩拳擦掌，指着蒋鼎文大骂：

“铭三（指蒋鼎文）要负战败之责任，老汤要去告状！”

日军将蒋、汤唱对台戏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是由于派了一名间谍名叫佐藤（少将）的潜入洛阳，以卖豆腐作掩护达五年之久，佐藤早已将蒋、汤摩擦情况传报回去，所以漫画里所描绘的内容十分逼真。

此前的1942年，河南大旱，连月不雨，又加蝗虫为害，以致大河南北，赤地千里，饿死的达300万人。

汤部拥有40万人见诸编制，全部军粮自然是出自地方，这种苛索加于人民头上，尚有数字可稽。但是，汤在叶县与洛阳唱对台戏之时，招待所大吃大喝的开支，以及送礼贿赂勾结权贵的巨额开支，却是无法统计。

至于汤恩伯本人及其部下的贪污搜刮，虽然没有比较全面而具体的资料，但从马励武、王秉钱所了解的一些事实中，即可看出当时这班匪徒对河南及边区人民的压榨，上行下效、横征暴敛、层出不穷。

（一）汤恩伯平日伪装廉洁，对部队的经理权约束很严，曾下手令规定，连长如有吃空饷者必行枪毙。

他将各部队的经理大权控制于总部，公然规定所属各军按编制领粮饷，至少有1500—2000名的空额粮饷“缴”归总部充作全军的“公积金”。

名之曰“缴”，实际上是由总部军需处按月从发放各军粮饷中照扣。

美其名曰“公积金”，实际上不过是变相的公开贪污。此项“公积金”，谁也不敢过问，也从未公布过收支情况。

（二）自蒋政府通令于1939年实行田赋征实的搜刮政策之后，汤恩伯及其所部借征实之名，四乡搜刮，扰得农村鸡犬不宁。

1941—1943年河南大旱，民众无法生存，相继逃荒。逃荒农民最多的汛东区，有的乡区青壮妇小全部逃荒而去，未能逃走的残病老弱留下的一点点粮食，也被汤部匪兵不顾其死活尽行抢走。

1941年，由漯河到周家口的大道两侧的麦田中，每隔八步十步，即有饿殍尸体数具，无人收殓，被野狗争食，以致肠肚流于地上，惨不忍睹。

（三）汤恩伯个人的贪污情况，花样既多，好听的名词也多，开口闭口说什么“对日经济作战”“为国为民”，骨子里完全是为他自己大发横财。

1941年前后，汤恩伯还只是要他的亲信韦鲁斋、胡静如等，在界首、漯河、洛阳几个中心点做些套购黄金的买卖。

不久，汤恩伯便在界首公开成立“物资管理处”，派韦鲁斋充处长，美其名曰“管制物资，以免资敌”，实际上是在物资管理的招牌掩饰下，大做其投机生意。

物资管理处经常分派喽啰跑上海、徐州、开封、济南、天津等地，大做生意。

后来， 他与戴笠勾结，两人合伙在界首成立了“财政部货运分处”。戴以军统特务王兆槐、张树勋、白莲承等主持其事，汤则派胡静如、韦鲁斋、骆东藩等人参加。

由于有了“财政部货运分处”这块招牌，“对敌经济作战”“对敌抢运物资”等一些骗人的话，经常挂在汤的口头上，用来掩盖其不可告人的贪污罪行。

为了使合伙的贪污买卖做得更加顺利，戴笠派人在美国印制了巨额华北日占区的“联钞”和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各种伪钞，成批地运到界首，分发给经济特务携带到日占区抢购套购物资，不论布匹油盐、五金、百货，一律高价收购。

汤、戴还勾结汉奸张岚峰（汉奸军长），在日占区武装走私。张岚峰大量接受由美国印制的“伪伪钞票”，骗取当地商人、居民和日本人、朝鲜人经营出售的物资转售，作为“效忠党国”的考验。

文强了解到，当时界首“货运分处”，经常有150辆以上的载重卡车，无分昼夜，川流不息地来往于川陕豫道路上。

汤恩伯在这些“买卖”当中究竟捞了多少，自然未为外人所知。据马励武提供的材料：汤恩伯的同乡葛天（曾充汤的办事处处长）承认，仅在抗日战争期间，他经手为其搞的金条，折成现洋就有500万元。

马励武感叹地说：

“这不过是指这一时期这一件事而言，恐怕还是最少的说法。这样的贪污，还是明显可见的，其他不显明的、见不得人的还多着呢！”

（四）汤恩伯部下大小官吏之公行贪污，例证不胜枚举，几如人尽皆知。

第十九集团军暂编第九军军长霍守义率部驻在阜阳附近，竟令军需高凤鸣在阜阳勾结县田赋管理处向该县人民强索已过年度的军粮（在1943年还要1942年的军粮）20余万斤。

而后，复征民间小红车，由皖北双沟运至敌方盗卖，再叫他的军需到漯河买金条。

1942年，第三十一集团军第二十九军军长陈大庆交卸时，在叶县兵站仓库存有公粮70余万斤，不曾移交下手，也不缴“公”，竟将公粮盗卖肥己。

第十九集团军暂一军军长王毓文驻皖北董家集时，也曾指使其军需处长与该军兵站分监骆东藩勾结，向地方征集军粮，然后串通汉奸军长张岚峰将军粮运日占区出售，再买盐回来卖出，从中牟取暴利。

以上所记，只是汤军大头目的贪污事例，至于一般喽啰的鼠窃狗盗，就记不胜记了。

下面，再谈谈汤恩伯在河南大兴土木扰民害民的几件事。

第一件，大修深沟。

汤恩伯借口对日作战，阻挡日军战车前进挖掘深沟。

深沟工程北自郑州附近起，东至开封，再向南到周家口附近为止，两道复线长达千余里，以兵工为主，民工为辅，

但是，开工之后，汤军部队则变成了奴役人民的监工队伍，深沟附近百里内的民工，自带粮食工具，夜以继日地开掘，郑州附近的一段工程首先完成，汤曾亲自前往视察。

深沟工程原是汤恩伯一时心血来潮，企图以叶县为中心开掘，但是他却假说执行蒋介石命令，不仅扰民害民，而且引起蒋帮的诟难。

蒋鼎文在一次纪念周中攻讦汤恩伯说：

“有人想学隋炀帝，要在河南开掘千里邢沟，而名之曰‘国防工事’，在我看来完全无此必要，在现代战争中尤无此必要。现值灾歉之年，应该立即停止。”

蒋鼎文的这番话，自然不是什么为人民打算，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后来，这话传到了汤恩伯的耳里，他勃然大怒，严令其部下日夜赶工。

由于每段深沟必须与公路系统及临时的军工筑路相联系，势必纵横交错地兴修许多支线不可，这样一来，更增加了当地人民的负担，除了出劳力供驱使之外，还要供应木材、石灰一类的材料。

材料一时供应不上，汤军见了祠堂、庙宇就拆，连附近的民房也毁了许多。

施工区内有许多坟地，当地人不愿将祖坟迁动或将林木毁坏，汤军头目利用这种心理敲诈，迫使许多人出钱纳贿，地方上的保甲长也乘机勒索。

汤军驻扎郑州、中牟附近的两个独立旅旅长彭赉良、黄国书所部，在开掘深沟的期间，所搜刮的民脂民膏无法计算。

由于1944年4月日军进攻中原，汤恩伯强迫开掘的沟渠及联系的路线，没有完成停工，这是河南人民不幸中的幸事。

至于已掘成的深沟，在作战中并未生效。日军进军之前，早已将地形侦察明白，战车绕过深沟挺进；不能绕过也早已做好了越沟设备，只要用一部坦克填在沟里，然后从坦克顶上架设钢板，后续的战车即可通行无阻。

郑州、洛阳、叶县是日军进攻的三个目标，迅速归于沦陷，汤恩伯构筑的“千里邢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第二件，兴修校舍。

1943年，汤恩伯在叶县的大树头村附近，假招收沦陷区流亡青年之名，大兴土木修建“中正学院”和“政治学院”。

学院的修建材料，全部都在叶县临近的十余县征用。最初征用的材料多不合规格，又一再地重征，不但附近的祠堂、庙宇、古迹名胜等建筑因此被毁，六连许多民房住宅也被拆毁。

当时，河南民间流传这样一句话：

“汤屠夫要盖房子，连龙王宫都要拔掉。”

这话一传，“汤屠夫”之名，连小孩夜哭也可止住。由此可见，河南人民对汤恩伯怨恨之深。

汤恩伯大兴土木设立“中正学院”和“政治学院”，外间只知道用以招收沦陷区流亡的青年学生，悉其内容的人知其野心：

第一是欺骗青年，储备政治资本。

汤恩伯为了与蒋鼎文唱对台戏，认为争取青年以之作为政治资本是不可缺少的事，于是大办“学院”，用尽各种欺骗手段，找来了千多名学生还不以为足。

第二是模仿“西北王”，培植争雄称霸力量。

汤恩伯眼红“西北王”胡宗南无数次派人到界首（汤的前进根据地）招收青年学生，曾向其亲信张雪中说：

“胡宗南今天也招收青年学生，明天也招收青年学生，实在是欺人太甚，连我控制的四省边区都成了他的招生所，这还成话？”

诡计多端的张雪中很明了主子的用心，建议其自搞一套。若将战区政治部这个机构掌握到手，那就不只是四省边区的青年不致为胡（宗南）、蒋（鼎文）所得，就是整个第一战区的青年也都可控制到手。

果然，在1942年前后，张雪中即舍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不干而去做第一战区的政治部主任，可见其用心之深（这一情况，系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秘书李峨九告诉文强）。

汤恩伯除在叶县办了两个学院之外，在他统治中原地区的八年期间，还在各地设立了大大小小的军事学校、党政训练班、干部训练班。

镇平县菩提寺和临泉县周围，就是汤恩伯的两大训练中心，受训人员在千人以上。由于这种和那种名目繁多的训练班不断出现，兴建修造，粮草供用，无不加深河南人民的负担。

尽管蒋鼎文和汤恩伯两人之间，狗咬狗，争吵不休，叶县与洛阳之间的对台戏越唱越不能下台，但是两人反共反人民出奇的一致。

1942—1944年，蒋、汤在这一地区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矛头针对共产党。

1941年冬，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之所以免职而以蒋鼎文接替，表面上是由于卫在中条山对日作战的惨败，骨子里则是由于胡宗南向蒋介石告密所致。

胡宗南在密电里说：

“卫立煌与八路军首要有所往来，思想立场不稳。”

蒋介石收到密电后，不得不改派他认为最忠实可靠的蒋鼎文前往接替。再加上有汤恩伯的庞大武力的配合，其在中原地区更可肆行无忌地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

当时，中原地带处于四战之区，豫北、鲁西、鲁南是八路军的根据地，淮南、苏北及豫南、鄂东地带为新四军的根据地，蒋鼎文、汤恩伯认为，中原地带已处于共产党武力三面包围圈内。

据岳烛远提供的材料说:

蒋鼎文到河南的前后，关于如何对付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及其地下组织的问题，曾与胡宗南、汤恩伯、戴笠有过缜密的计划与布置。

因而，蒋鼎文到职不到两个月即逮捕了新五军副师长共产党员靖任秋（当时新五军军长为孙殿英），企图逮捕新五军副军长共产党员邢肇棠，幸好邢肇棠事先得报，逃脱了虎口。

接着，约在1941年末1942年初，蒋鼎文又查封了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并通过汤恩伯勾引该办事处主任袁晓轩叛变革命，投降蒋。

后来，根据叛徒袁晓轩的材料，又逮捕了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80余人，如共产党员张振寰、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稽文甫，都是那时被捕的。河南省建设厅厅长张广舆（又名张仲鲁）也被迫下台。

赵寿山在第四集团军因政工处处长龙冠军告密而被免去军长职务，还有其他许多危害人民的事，都在这时发生。

在戴笠的指示下，蒋鼎文、汤恩伯又与胡宗南勾搭在一起，分工合作行动起来。

胡宗南在西北以西安作中心，全力封锁陕北，蒋鼎文与汤恩伯则各就其势力范围扩大特务组织，统一反共阵营，控制反共工具。

卫立煌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时的政治部主任王以常调走后，由胡宗南推荐的陶峙岳接充，后又由汤恩伯推荐张雪中接替陶峙岳。

而后，胡宗南的反共走卒源源而来，全都充当了要职。其中有卞德恭即充当了该部的中共科科长。共产党员靖任秋、邢肇棠案件就是卞匪一手所造成的。

汤恩伯则在四省边区地带，设置“四省边区党政分会”，自兼该分会主任，副主任为沈克，秘书长为李铣。“党政分会”在叶县成立了“青训班”，也是汤自兼主任，在班里负实际责任的陈霖，就是胡宗南推荐来的。

“青训班”是专门“训练”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反动组织，知名的民主人士稽文甫等即关押在该“青训班”里。

汤恩伯还在临泉成立了“临泉特别训练班”，班主任也是他自兼，副班主任周麟祥、教育长刘庆升、秘书王蔚轩以及队长教官等，几乎全是清一色的军统特务分子。

该班第一、第二两期的毕业学生，都充当了汤部反共人员；第三期的毕业学生后来改编成为“豫鲁苏皖边区党政工作总队”，由周麟祥任总队长，在四省边区专干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大约自1942年前后到1944年为止，汤恩伯以界首作中心，成立了三十一集团军调查统计室及界首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等特务机构，戴笠先后派周兆其、周麟祥等人充该调查室主任，并派周兆其、刘国宪任界首警备副司令兼稽查处处长。（刘国宪也是军统特务分子）

据王秉钱提供的材料：汤恩伯在加强内部的特务机构并布置了特务网以后，在军事上作了如下的反共反人民的措施。

（一）1941年7月间，汤恩伯令李仙洲部九十二军军长侯镜如部，进犯皖北阜阳插花庙附近解放区，将新四军彭雪枫将军所属部队压迫于津浦路以东地区。据说，此役还有骑八师马步康部也参加了。

（二）汤恩伯于1941年春，也曾派其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王仲廉率其所兼八十九军由平汉路西移驻皖北太和县及其附近，旨在增强反共反人民的力量。

其所以命李仙洲和王仲廉两部进驻皖北、豫东，阴谋在于利用李仙洲是山东人、王仲廉系江苏人的地域关系，先在皖北阜阳、太和附近，招兵买马，聚草囤粮，伺机向鲁苏腹地进犯，破坏人民政权，消灭抗战力量。

李仙洲当即在阜阳吕大寨设立军校及“驻鲁干部训练班”，用来培养军政干部，并拉拢山东地方豪绅地痞，以壮声势。

1942年，他们认为时机到来，遂率其九十二军等部向山东解放区进犯，进到鲁西，即遭八路军回击而惨败，退窜到阜阳附近。

王仲廉也曾在太和县设立江苏中学，收集江苏流亡青年，同样也豢养大批苏北地区的豪绅、地痞、流氓，扬言“收复失地”。所有这些，都是汤恩伯整个反共反人民计划中的一部分。

（三）李仙洲进犯山东解放区受挫之后，汤恩伯野心不死，乃于1942年冬季，又加强王仲廉部的军事力量，阴谋进犯苏北解放区。

1943年初，汤恩伯保升王仲廉为十九集团军总司令，所辖部队有暂一军、八十五军、暂九军。

以河北游击队段海洲部改编的暂三十三师、鹿邑地方团队改编的暂二十九师及三十师编成之暂一军（军长王毓文），驻皖北蒙城董家集附近整训；

又以由苏北撤退之顾锡九部改编的八十七军，驻皖北临泉县附近;以旧东北军——一师、一—二师改编的暂九军（军长霍守义），驻皖北太和县和界首附近。

这些部署和扩军都是为了进犯解放区做准备。狂妄的王仲廉当时甚至叫喊：

“打回老家去。”

只是，由于日军进攻中原急迫，汤、王部队顾此失彼，而暂时有所放松。

（四）汤恩伯收编游杂部队和地方团队，改为挺进军的前后约有八十个纵队。他公开叫嚣说：

“蒋委员长叫我自力更生，要在这里成立一百个团。”

那时，蒋鼎文在洛阳以反动透顶的张荫梧充当“冀察战区党政分会”副主任，开办了大规模的“党政干部训练班”，编组两个“战地服务团”，以荆宪生、阴耀武分任第一、第二团团长，企图深入解放区开展特务活动。

1943年4月，日军发动对太行山区的“扫荡”战，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又兼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的庞炳勋及其指挥之下的新五军军长孙殿英和二十七师师长陈孝强等人投敌做了汉奸，蒋鼎文苦心训练出来，刚刚开到太行山区的两个特务组织（即“战地服务团”）一并成了俘虏。

1944年春，戴笠来到河南临汝来主持“中美合作所”主办的“中美特种技术第三班”的毕业仪式，与蒋鼎文、汤恩伯密谋计划成立两个更大规模的党政工作总队。

三人几度密商的结果，决定在蒋鼎文直接指挥之下，成立“豫晋冀鲁边区党政工作总队”，在汤恩伯直接指挥之下，改组和加强原有的“豫鲁苏皖四省边区党政工作总队”。

蒋鼎文指挥下的“豫晋冀鲁边区党政工作总队”，队里的头目由戴笠一手包办。他保荐乔家才充当总队长，并将当时在洛阳附近所有的特务行动队，如军统局豫站指挥之下的行动队、晋东南站指挥之下的行动队、刘艺舟特务头子指挥之下的行动队、平汉北段破坏总队、军事委员会华北督导团（这一组织是天主教教会人员组成，由陈仙洲指挥之下的新乡教区美国籍的主教米于领导，一般称为教会特务）编在一道。

归汤恩伯指挥的“豫鲁苏皖四省边区党政工作总队”，为什么说是改组加强呢？

这是因为，汤恩伯感到戴笠原先介绍给他的那个党政工作总队队长周麟祥不够老练凶狠，反共反人民的经验不够，提出反对意见。

戴笠便想到了远在第六战区充党政工作总队队长的刘培初，既是共产党的叛徒出身，又有多年特务工作的经验，而且具有一套凶恶手法，因而急电调来接替周麟祥。

他们正在积极准备之时，适逢日军发动了1944年4月进攻中原之战，蒋鼎文、汤恩伯指挥下的50万军队不战而溃，将一切反共反人民的计划连带打得粉碎。

于是，两个大规模的完全特务化的“党政工作总队”，也就随着他们的崩溃而不能再起作用了。

在1944年中原战争之前，汤恩伯并不满足于自封的“中原王”的局面，而一心想做刘秀、曹操，称王称霸。

他是蒋介石的嫡系，拥有雄厚实力，也就具备了与日军、汉奸相勾结的条件。很快，汉奸张岚峰化装来到界首，与戴笠、汤恩伯三人聚首一堂。

戴笠赠送张岚峰两支美造名牌左轮手枪和金表等物，想通过张岚峰由敌占区捞到大批物资，利市百倍地运到大后方去出售，既可在蒋介石、孔祥熙等人面前抬高自己的身价，为四大家族开辟财源，还可补充庞大的特务经费及其个人挥金如土的挥霍。

而在汤恩伯方面，除了分肥的目的之外，打算就不同了。他认为：

如果日本战胜中国，他是日本留学生，就可倒到日本方面，不怕没有出路；如果日本失败了，他那“中原王”的美梦就要做得更好一些。

根据王秉钱、文强等所了解的情形，有以下的一些具体事实。

（一）1944年3月前后，戴笠与汤恩伯到界首盘桓了将近半个月，通过张岚峰驻南京办事处处长王向荣从中奔走，张岚峰化装到界首与汤、戴两人见面。

戴笠向其保证在蒋介石面前备案，如果日本失败，可作为“曲线救国的将领”对待，要他安心以处。

但是，张岚峰对于戴笠说的话恐不能为凭，暗中又去见了汤恩伯。

汤恩伯明了对方的心理，不但满口的“保证”，还亲笔写了一通“手谕”，派张岚峰为“先遣军总指挥”。

日本投降之前，蒋介石派熊斌为华北宣抚使策动张岚峰反正，其唯恐不能摇身一变做到蒋记军人的大官，便把汤恩伯的“手谕”取出来张扬。

其实，熊斌自重庆出发时，早已将起用汉奸的委任状盖好了军委会的关防印信，并已内定张岚峰为“华北先遣军总司令”之一，事情也就顺利办成。

后来，熊斌问到汤恩伯有无写过“手谕”给张岚峰这回事，汤恩伯只好含含糊糊地说是“权宜从事”，才揭穿这个秘密。

在与张岚峰勾结的同一时期，在界首出现的汉奸孙殿英代表谭松艇、汉奸庞炳勋儿子庞先正和汉奸孙良诚驻开封办事处处长李子铎等人，都成为汤恩伯座上嘉宾。

除此之外，还有大汉奸毕泽宇（又名毕逢春），为汤恩伯所密派，经常来往于南京、上海之间。

个中内情虽然不知，但后来汤恩伯又要毕泽宇到重庆去见蒋介石，蒋介石于见面后将毕委为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交给戴笠任用，派为华北策反专员。

从这一系列的事迹来看，汤恩伯与汉奸的勾结，已经是一种“通天”的做法了。

（二）据王秉钱提供的材料说，有一个扬言为日本军方与汤军方面交换物资的寇军代表黄某，热河人，常常往来于日军中支派遣军方面和汤恩伯军部之间。

通过这种关系，日军曾派遣一名中将（其名字中有一个清字）来临泉总部与汤恩伯勾结。

这个日军军官，系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昔日在日本士官学校读书的同学，据闻，日军阴谋通过这种关系对蒋介石进行诱降。

（三）还有一件与汤恩伯勾结日军有关联的事，虽然发生于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却可以通过这件事看出他的用心。

据文强了解：1945年8月以后，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由北平移驻南京，以便与国民党政府军事头目何应钦办理投降事宜。

这时，汤恩伯已发表为京沪警备总司令，驻在南京，多次见过冈村宁次和其他日本重要战犯。

关于留用日军打内战以及如何宽大处理日本战犯等问题，汤恩伯曾向蒋介石写过许多“手本”，而且几乎都被其所采用。

那时，汤恩伯在南京曾经发表许多亲日言论，他说：

“中日的世仇万不可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败一胜，古之常理。对日本万不可过火，应留一些余地，以防他日的报复。”

汤恩伯把日本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战祸，看成天理循环不可避免的事。并为日本军国主义吹嘘说：

“日本和德国一样，是一只打不死的狼，刚刚打败了，甚至落了一身毛，只要等到毛长齐了，仍然是一只狼。”

由此可见，在他的心目中，崇拜日本军国主义和恐惧日本军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又有何分别。

1946年春，汤恩伯曾邀同贺耀祖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东亚协会”，遣送日本侨民回国时，竟使用“亲善”“共存共荣”“兄弟之邦”“同文同种”等等一类认贼作父的名词，风传一时。

远在东北的军统特务文强、陈旭东以及另一批亲日分子齐云阶、贺圭等人也曾出而效尤，在沈阳的日本侨民中组织“东方文化学会”，同样用过汤恩伯叫喊过的“亲善”一类认贼作父的口号。

后来，文强到南京见到汤恩伯，谈及东北地区仿效上海对日本侨民有所组织的话，汤恩伯听了非常高兴，得意忘形地说：

“这是百年大计的事，要眼光看得远，才能化敌为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能料得到下一招。”

1944年4月，日军进犯中原地区，汤恩伯和蒋鼎文共拥有50万之众，不战而北，溃不成军。

关于中原战役汤恩伯集团一败涂地的情况，现据当时属于他直接掌握之下的嫡系部队二十九军军长马励武提供的材料，概述于下。

第一，在大敌当前，蒋鼎文与汤恩伯之间仍在争夺指挥权。

1944年，日军为了打通从北平到南洋的“大陆动脉线”，发动了豫、湘、桂大战，企图以中国大陆作垂死挣扎的根据地，中原战役便是这一大战中的第一阶段。

当时，日军盘踞洛阳、郑州以北及黄汛区以东地区，与蒋军隔河对峙，进攻自然首先选择郑州、洛阳为其攻击的两个重点。

汤恩伯早将重兵布置在以叶县作中心的半圆形周围，置洛阳以北（东起灵宝西至洛阳）的正面阵地于不顾，引起了蒋鼎文的日夜不安，因而向蒋介石请准，抽调汤恩伯驻防禹州附近的二十九军马励武所部开赴灵宝一带防守，监视对岸茅津渡的敌军，策应洛阳安全。

不料，马励武部开赴灵宝防守之后，汤恩伯疑心蒋鼎文会吞吃掉他的这一部队，千方百计向蒋介石要求调回。

马励武是蒋鼎文在黄埔第一期时的区队长，有师生关系，又因其未能取得十三军军长的衣钵，早已不满意汤恩伯。

汤恩伯借口防线太长，兵力不敷分配，到重庆向蒋介石申诉说，蒋鼎文拥有五个集团军的兵力（即刘茂恩、李家钰、孙桐首、高树勋等杂牌部队），又有胡宗南在关中的支援（事实上蒋、胡之间早闹不和，潼关以内的部队胡已拒绝东调），硬将马励武部要了回去，开到南阳附近。

第二，日军发动进攻的兵力有五六个师团，附一个装甲旅团，总兵力不到12万人，装备比较优良。

而蒋军参加会战的兵力超过50万，即三四倍于日军，又多经过两年以上的休整训练，但是整个中原战役从头到尾不到半个月，即以蒋军的全部崩溃而结束。

日军如入无人之境，蒋军一触即溃，闻风丧胆，都往嵩山里钻。

蒋军的腐败情形，在这一战役中暴露无遗，连日本军阀也没有想到在世界形势不利的关头，会这么容易先打通了“大陆动脉线”最北的一段。

第三，当日军迅速地攻占了郑州、洛阳，继而攻占了叶县、临汝这些要地之后，形成封锁嵩山山麓的态势。

溃不成军的汤恩伯部，便在山区里乱窜，见日军即逃，可是见了山区的人民则凶狠至极，烧杀抢掠，鸡犬不宁。

当时，豫西土皇帝别廷芳遗留的武装力量，以“地方自治”“守望联防”为名，纠合地方人民，袭击汤军。

汤军各部已成惊弓之鸟，溃乱的部队也闹不清情况，只要一闻枪声，即以为日军追到或挡住了去路，甚至在一声咄喝之下，就相率缴械逃命。

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豫西被乱枪打死后，汤恩伯谎报为对日作战阵亡，追赠上将，还在成都大开追悼会。

而汤恩伯的卫队也被如此缴了械，指挥全军的电台同时丢失，汤本人化装伙夫才逃了出来。

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所率的总部直属部队，被地方团队包围在一个土寨中缴了械，损失很大。

王仲廉虽然逃脱，但他指挥的部队因此失去联系，官兵各自逃命。马励武率部从临汝以南突围，通过叶洛公路向大营集结时，看到十三军石觉部也于同夜整队从临汝东北突围，通过叶洛公路向大营方向集结。

进占临汝县城的日军发现汤军突围偷进的征候，派出了六七辆坦克用照明灯搜探，分途截击马、石两部。

其实，当时日军除了六七辆坦克之外，并不敢在夜间出动部队，马励武、石觉这时各有一个军的兵力，而且都有战车防御炮，却不敢使用，反而互相惊扰，慌乱不堪，行李弹药失落很多，连一个山炮营和军部的联络电台也完全损失了，军部对上对下都失掉了联系。

在整个中原战役中，不仅马励武所部如此，汤军其他各部也大都如此。

第四，汤恩伯在中原失败后，陈诚前来收拾残局，在检讨会上当面指责汤恩伯，说失败原因起于汤的“四不和”（将帅不和，军民不和，军政不和，官兵不和）。

蒋介石远在重庆，原来满望一手培植起来的爪牙多少有点表现，不料如此不争气，苦恼地一星期睡不得觉，逢人便骂，两眼发赤。

他所气的不但只是培植起来的亲信不争气，而且担心日军继续西进，若一旦打入潼关，胡宗南不见得会比汤恩伯要强些。

而使其更为焦虑的是解放区的日益迅速扩大，蒋介石暴跳如雷地骂了几天之后，将蒋鼎文撤职，又将汤恩伯调开，改派其头号亲信陈诚前往河南西峡口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陈诚一接事，即在陕西商县南的清油河镇，召开了一次中原战役的检讨会。会上对汤恩伯大加指责，指出失败的主要原因有所谓“四不和”。

同时，陈诚还指使河南“党政”代表团由方策、鲁荡平、马乘风等人写成请愿控诉书，在会上控诉汤恩伯的十大罪状（这项“控诉书”的内容不曾公布，故不悉内容）。

原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为陈诚）“党政”工作总队总队长刘培初（军统特务，但与陈诚的关系拉得很好），也写了一份报告，指出汤恩伯在河南“四不和”的许多具体事实。

刘培初向陈诚提出报告，一方面是献功；另一方面是表示他虽然暂时调离第六战区到汤恩伯手下做“四省边区党政工作总队队长”，但他的心仍然是向着老长官。

陈诚在那次检讨会上，将方策、鲁荡平、马乘风等人的请愿控诉书当众公布，也将军统特务刘培初写的报告交给了汤恩伯。

陈诚使出这一套威风，汤恩伯只好老着脸皮当众认罪。那一班受陈诚指使的喽啰大为称快，陈诚自然更是得意忘形，认为排除异己，打击与其争宠敌人正是良好的机会。

汤恩伯于会后大发牢骚说：

“陈矮子这次整得我好苦。浙江人整浙江人，总有一天会整到他自己头上。”

汤恩伯后来到重庆见到戴笠，一开口就说：

“雨农（戴的别号），你派的刘培初，为我帮了倒忙。我有什么过错，尽可由你来规劝我，为什么反而给人家借刀杀人呢？”

汤恩伯这番话弄得戴笠一时摸不着头脑，直到汤将刘培初所写的报告给戴看了之后，才明白他发牢骚的原因。

戴笠除了当面赔罪道歉之外，后来还把刘培初骂得狗血淋头，从此冷淡不加理睬。

第五，汤恩伯路过西安时，又遇到胡宗南摆布的一次检讨会。

检讨会的目的本是看汤恩伯的笑话，结果是转到了反共反人民的问题上，大家唏嘘叹气而散。

事实是这样：1944年9月前后，汤恩伯调往重庆，路过西安，胡宗南在他的公馆里为其饯行。

除了汤恩伯及其亲信万建藩等人之外，他的参谋长范汉杰、副参谋长李昆刚、“反共专家”托派分子周天谬、张大同以及政治部主任顾希平、第一战区调查统计室主任文强等人作陪（胡宗南当时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陈诚是司令长官）。

席上，胡首先说明聚会的目的，“是为汤恩伯到重庆饯别，同时借此机会检讨这次中原会战的失败教训。请汤恩伯报告一下，大家都可提供意见”。

胡宗南这番话说完之后，汤恩伯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沉默了许久，然后抱头大哭，接着就呛呛唔唔地说：

“中原战争失败之责全由我负，蒋长官（指蒋鼎文）虽然拉了我的腿，我不怪他，怪也来不及了。胡先生要我报告，我不知从何说起。”

沉默了许久之后，胡宗南的眼光扫到周天谬、张大同的身上。周天谬才强打精神说:

“当前的国际局势，由于苏联反攻的大捷，由于美国盟军在太平洋的越岛进攻，由于第二战场的开辟，世界法西斯轴心的垮台似乎已经到了决定性的关键。但就国内情形来说，中原之败，而且败得这么惨，是出乎意料的……”

胡宗南听了默默点头。张大同接着说：

“若要抗日战争胜利迅速地到来，关键在于太平洋开辟第三战场。”

他又说:

由于苏联的节节胜利，法西斯轴心国的失败，国际间将会起根本的变化。由此不能不考虑到我国国内的问题，在他看来，国内问题不是日本而是共产党。

张大同这么一说，会场上立刻出现了紧张的气氛，胡宗南连连称道，说：

“有见解，有道理。”

接着，汤恩伯说：

“我说战败的责任一切都归我负，我只说到一方面。我看中原之败，失陷在日军之手不足惜，问题是为共产党造成了机会。

中条山之失是这样，太行山之败也是这样。我在四省边区苦心经营，主要目的是对付共产党，可惜日军打碎我的计划。这次到重庆怎能去见委员长呢？”

汤恩伯说完又是一阵眼泪。那天的所谓饯别检讨会，就在汤恩伯第二次一哭之后，不欢而散。

汤恩伯自中原战役一败涂地之后，在各方舆论的抨击之下，尤其是在陈诚的宰割之下，小集团完全瓦解。

表面上看来，汤仍得宠于蒋介石，但自中原战役之后，仅被摆在一个空头高位上，成了一个传达命令的工具，并不能像过去那样，大权在握，为所欲为。

这里不能不指出，陈诚之敢于下毒手拆散汤恩伯的基本部队（十三军、二十九军、八十五军），如果不是受到蒋介石的指示，是有所顾忌的。

汤恩伯梦想做曹操称王称霸的野心交易异常，难免不传到蒋介石的耳里，他的命运也就此决定。